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公开了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已发掘至器物层，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新发现，将更加丰富和深化对于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的认识，特别是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历史关系以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什么是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遗址。
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1934年原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第一次进行了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曾多次组织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祭祀坑”和窑址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其中，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尤以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这些“惊世大发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始建于夏，至商代中晚期基本成型，其城墙体系、居住区、作坊点、墓葬群以及祭祀坑等，规模庞大、布局严谨、功能清晰。众多青铜器的出土，说明古蜀国地区青铜冶铸技术十分成熟，三星堆古蜀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表明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至今，通过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新发现6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至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提供实物例证
3月19日下午，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发掘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据介绍，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介绍，“从人员编制、专家建构到设施设备配置及具体工作操作这一系列流程，在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有文物保护人员参与其中，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在此次发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不利局面。”冉宏林告诉记者。
此外，三星堆遗址考古人员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冉宏林认为，“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要把信息留给后代，保留足够多的信息为今后的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目前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30余年前发现的两个“祭祀坑”有哪些异同呢？三星堆第1、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告诉记者，“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之前的两个相比，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陈显丹进一步介绍说，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既反映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会影响四川考古、中国考古甚至世界考古很重要的发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聚集多学科、多团队的考古和文保力量。”孙华认为，这么多的考古专家和文保专家汇聚在一起，不同的思想、技术在一起碰撞，有利于推动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实物例证。”相关专家表示。
时隔30余年，再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科技在考古领域的作用日益显现。 “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介绍。
记者看到，在考古发掘现场设有考古实验室，此举属于首创，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
此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开展。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步科学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并将三星堆遗址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为进一步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文明化进程而努力。（记者：李瑞 / 图文来源：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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