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 TED Conference (CC BY-NC 2.0)
本次重大健康危机与过往的危机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
说实话，这一次并不一定是我们面临过的最严重的全球健康危机。1918-1919年的大流感更为严重，艾滋病也很可能更为严重，其他时期也曾有过流行病大肆虐。事实上，与其他全球性大流行病相比，这一次是比较温和的。在八十年代初期，如果感染了艾滋病就必死无疑。（在1347年至1351年间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感染人口的死亡率是四分之一到一半。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一些国家甚至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丧生。 COVID-19目前的死亡率低于5％，除非发生危险的突变，否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太可能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该疾病。
另外，如今的我们拥有对抗此次流行病所需要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工具，但以往却并非如此。比如，黑死病肆虐之时，当时的人们手足无措，他们不了解致死原因，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1348年，巴黎大学医学院认为，黑死病是由于不吉利的天体运动星象引发，即“三颗行星在水瓶座交集导致了致命的大气污染”（引自罗斯玛丽·霍洛克斯的著作《黑死病》，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4， p. 159 )。
相反，当COVID-19出现时，科学家仅用了两周时间就辨别出了造成该流行病的病毒，对其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并开发出针对该疾病的可靠的检测方法。我们知道采取怎样的行动能够制止疾病蔓延。很可能在一两年之后，针对该疾病的疫苗也将被研发出来。
但COVID-19不仅仅是一场健康危机，也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与病毒相比，我更害怕的是人类内心隐藏的恶魔：仇恨、贪婪和无知。如果人们指责外国人及少数群体是病毒的传播者，如果贪婪的企业唯利是图，如果我们误信五花八门的阴谋论，我们势必很难战胜新冠病毒，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会被仇恨、贪婪和无知所侵蚀。相反，如果我们在抗疫过程中团结一致、各国互帮互助，如果我们相信科学而非阴谋论，那么我相信我们不但能战胜危机，并且还会变得更加强大。
保持社交距离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常态呢？这将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危机期间，采取一些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是至关重要的。病毒是通过人类最高级的本能来传播的。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喜欢与人联络，在艰难时期更甚。当我们的家人、朋友或邻居生病时，我们会同情他们，并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病毒正是利用了这个本能来攻击人类，病毒就是这样传播的。因此，我们更应该遵循的是理性，而不是随心而行。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也应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病毒是不具有理性的基因信息，而人类可以用理性来分析目前情况并调整我们的行为。我认为危机结束后，人类的本能并不会有长期的改变。人类还是社会性动物，还是喜欢建立联系，我们还会继续帮助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我们可以看一看艾滋病毒流行之后，LGBT群体（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中发生了什么。当时，艾滋病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他们中很多人被国家完全抛弃。但艾滋病并没有导致这一群体的孤立，与此相反，在艾滋病危机最为严重之时，LGBT群体的志愿者创建了多个组织来帮助患者，宣传可靠的信息，并争取自身的政治权益。九十年代时，在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时期过后，很多国家的LGBT群体比以前更加强大。
您认为疫情过后，科学及信息领域的合作前景如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旨在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促进科学文化领域合作。那么疫情过后，“思想的自由流动”与相关领域的合作是否会得到促进呢？
面对病毒，人类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有效合作的能力。在中国的病毒和在美国的病毒并不能相互交流如何感染人类的心得，但是中国可以和美国交流在抗疫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及应对方法，甚至可以派遣专家、寄送医疗物资及设备直接帮助美国，美国也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而这样的合作，是病毒无法完成的。
信息共享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合作形式，因为如果没有准确、具体的信息，我们就会束手无策。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也无法研发药物。甚至面对疫情的自我保护也取决于信息。如果人们不了解疾病如何传播，又怎么会采取居家隔离的方式对抗疫情呢？
比如，艾滋病的防护方法与COVID-19的防护方法差别很大。预防艾滋病感染，需要在发生性关系时使用避孕套，但完全可以与艾滋病毒携带者面对面聊天、握手甚至亲吻。COVID-19病毒则完全不同。若想了解如何预防某一流行病，首先需要掌握关于该疾病病原的可靠信息。致病源是病毒还是细菌？是通过血液传播还是呼吸道传播？对于儿童和老人来说是否危险？病毒是只有一类毒株还是有多种变异毒株？
近年来，专制及民粹主义领导人不仅采取措施阻止信息的自由流通，还试图破坏民众对于科学的信心。一些政治官员将科学家描述为可怕的、与民众隔绝的精英群体。他们促使自己的支持者不要相信科学家们关于气候变化及疫苗的言论。如今，这些民粹主义言论的危险性显而易见。在危机时期，信息的自由流通至关重要，民众需要相信科学专家，而非煽动人心的政客。
幸好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观察到大多数人是相信科学的。天主教会要求教徒不再去教堂，以色列关闭了境内犹太教堂，伊朗对所有违反规则去清真寺的人进行了惩罚。寺庙及各类宗派都暂停了公共仪式。这一切举措都是因为科学家进行了分析计算，并建议关闭宗教场所。
我希望在疫情结束后，人们能够记住科学信息的重要性。若想要在危机时期能够得到可靠的信息，就需要平常在该领域做出努力。科学信息并不会从天而降，也并不会在天才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科学信息取决于是否存在大学、医院及报刊等独立机构。这些机构不仅仅求真，而且能够自由地将真相告知民众，而不会受到专制政体当局的制裁。建立起这样的机构需要多年时间，但这是值得的。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向民众提供可靠的科学信息，并且得到独立、强大的科学机构的支持，一定会比一个希望时时刻刻控制无知的群众的专制政体更为有效地抗击疫情。
举例来说，怎样才能让几百万人口每天用肥皂洗手？我们可以在所有洗手间中派一名警察或安装监控，惩罚那些不洗手的人。但我们也可以和小学生们解释病毒是什么，细菌是什么，并解释肥皂可以去除或消灭病原体，之后信任民众，让他们形成自己的观点。您觉得哪种方法更有效呢？
那么国际合作对于传播可靠信息来说有多重要呢？
各国不仅需要在医学问题上共享信息，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需要信息交流，从经济损失到公民的心理健康。假设某国目前正在就需要采取的隔离方式进行辩论，则不仅需要考虑到病毒的传播，还需要考虑到居家隔离带来的经济损失及心理健康问题。其他国家或许已经面临过这一两难问题，或者已经尝试过不同的政策。那么该国就可以避免根据纯粹的推测重蹈覆辙，而是分析在中国、韩国、瑞典、意大利和英国采取的不同措施及其实际效果与后果。这样，该国便可以采纳最佳方案。但如果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则需要所有国家都能坦诚公布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并公开隔离措施对于该国经济及公民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对于技术解决方案的需求使得私营企业发挥了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是否还有可能创建全球道德准则并恢复国际合作呢？
私营公司的参与使建立全球道德准则及恢复国际合作更为重要。有些私营公司的目的更多是在于盈利，而不是团结，因此有必要制定一系列规则来使这些公司更为规范化。甚至一些非盈利公司也不是对公众直接负责的。因此，赋予这些企业太多权力是有风险的。
在监控方面更是如此。目前，我们正见证着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在采取新的监控举措。目前的疫情可能标志着监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首先是因为疫情会使得一些国家大规模使用监控工具合理化、常态化，而此前这些国家原本是拒绝使用这些监控工具的。第二个理由更为重要：此次疫情可能会导致监控无孔不入，导致从外部监控到内部监控的根本性转变。
从前，政府和企业主要监控我们的行动，去哪里，遇见谁。如今，他们更感兴趣的我们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比如健康状况、体温、血压。这些生物特征的信息让政府与相关企业对我们的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您可以列举一些规范这些监控系统的道德准则吗？
理想情况下，监控应由专门的卫生机构而非私营企业或情报部门进行。该卫生机构的目标在于预防流行病，而非商业或政治利益。当我听说有人将当前的疫情与战争相提并论，并要求情报部门控制时，我感到十分震惊。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健康危机。人类并不需要杀死敌人，而是需要治疗病患。当我们想到战争时，通常会想到士兵持枪的画面。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护士在医院更换床单的场景。士兵和护士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若想控制住这场疫情的话，我们需要的不是士兵，而是护士。
相关卫生部门应收集预防流行病这一具体任务所需要的最少数据，并且不应与其他政府机构，特别是警察共享所得数据。卫生部门也不应与私营企业共享这些数据，而是应当确保这些从个人那里收集来的数据绝不会用于伤害或操控这些个人（比如，不能以数据为由解雇某人或扣除他的保险金）。
卫生部门可以将这些数据提供给科学研究，但前提必须是研究成果需免费提供给全人类，并必须将可能获得的任何附带利润投资于改善公共卫生系统。
而对个人来说，作为共享个人数据的补偿，他们应该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掌控关于自己的信息，他们应该有权自由查询自己的个人数据并可以从中受益。
最后，尽管这些监控系统可能是由国家机构或部门运行，各国卫生部门必须合作才能真正成功地预防流行病。要知道，病原体并不会因为受到国界的限制。如果不把各国数据放在一起共同分析，将很难检测和铲除流行病。如果国家的监控工作是由一个无商业及政治利益的独立健康部门来负责的话，各国之间的合作就会更加顺畅。
您提到最近观察到民众对于国际体系的信心急剧下降。那么您认为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可以影响多边合作呢？
我无法预测未来，因为未来取决于我们当前做出的选择。各国既可以选择争夺稀缺资源，奉行自私和孤立主义的政策，也可以选择全球团结，互帮互助。这个选择将决定当前危机的走向以及国际体系的未来。
我希望各国的选择是团结与合作。如果没有世界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我们便无法成功抗疫。就算有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在其领土上遏制住了疫情，只要疫情继续在其他地方蔓延，就还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卷土重来，甚至比以前更为严重。因为病毒在不断变异，病毒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突变都有可能变得传染性更强，致死率更高，危害全人类。真正能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互相帮助，使全人类都得到保护。
面对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如果每个国家仅捍卫自己的利益，将会导致波及全世界的严重经济衰退。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富裕国家可以某种方式摆脱危机。但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贫穷的国家却面临完全经济坍塌的危险。美国可以部署2万亿美元用于救助经济，但是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并没有同样的资源，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经济援助计划。
不幸的是，我们需要的那个坚定的全球引导者尚未出现。曾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起全球领头羊的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责任。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只会对美国负责，甚至放弃了西欧最亲密的盟友。即使美国现在决定制定某个全球计划，谁会相信他们，谁又会紧随其后呢？谁会支持一个口号为“我优先”的领导者呢？
但是每次危机也是一次机遇。我们希望这次疫情能够帮助人类意识到世界不团结带来的严重危害。如果疫情加强了国际合作，这将不仅是对抗冠状病毒的胜利，也是抗击威胁人类的一切从气候变化到核战争的其它危险的胜利。
您解释说现在我们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年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些选择是什么呢？由谁来负责？
我们面临着许多选择。不仅有民族孤立主义和国际团结之间的选择，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危机到来之时，公民会支持独裁政权的兴起，还是会继续相信民主政治。如果政府斥资数十亿来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会选择拯救大型企业还是小型家族企业？远程办公和线上交流是会导致工会制度的瓦解，还是会更好地保护工人的权利？
所有这些选择都是政治性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的疫情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也是一次政治危机。媒体和公民一定不能完全被疫情分散注意力。当然，关注有关疫情本身的最新信息很重要：今天的死亡人数是多少？感染人数是多少？但是，关注政治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出正确选择也同样重要。公民需要向领导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本着国际团结的精神行动，与其他国家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责，督促他们公平分配资金，即使在紧急情况之下，也要坚持各民主力量之间的平衡。
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做出这些努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无论哪个政府当选，都无法推翻如今做出的决定。在2021年当选总统，就像是聚会结束才来，能做的只有刷碗。在2021年当选总统，意味着发现上一任政府已经分配了数百亿美元，并在重重债务之下面临崩溃的边缘。上届政府届时已经重组了就业市场，不可能从零开始。上届政府将已经引入新的监控系统，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废除。因此，等到2021年行动就晚了，我们需要监督当今领导者们的决策。
文章来源：UNESCO 信使杂志，原标题：尤瓦尔·诺亚·赫拉利：“每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机遇。” （CC-BY-SA 3.0 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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