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胡适

 本報(《每週評論》)第二十八號裡,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麽?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藉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 「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 「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民國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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